“今后你和奶奶出去的时候
用户不是人是某种场景下特殊需求的集合。你看着他付款了10元。但是10元和10元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其实他的潜在支付能力没有那么高，那是因为在某些场景在他不得不付这个钱用这个产品。只要有细分就会往下走。
面试中有哪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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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钧认为，“书”和印刷品是两个概念。“书在中国古代叫典籍，‘抱群籍而孕万有’，必须要经典，而且是深刻完整地架构一套认知体系的内容，才值得被印成书。书应该是能够留在手中，能够留在架上、留在心中、留给子孙的财富。”
在田秋小学三（5）班的教室里，维琦老师每当念到一名学生的时候，学生就会上来讲台，维琦老师将刻有该学生名字的笔送给他，并且在笔身上刻有不同的针对该学生的鼓励语，比如前路浩荡、未来可期、自律即自由等。
学生时代的读书经历，对一个人成长有怎样的影响？
这不是“乌托邦”
三年级的孩子们在周岳玲老师的引导下，玩转一支激光笔、一个小木圆柱、一份实验记录单、一个手影游戏，科学的术语从孩子们最熟悉的影子出发，影子的秘密逐一被孩子们破解，科学的种子悄然萌发。“科学课太有意思了，老师您可以留下来继续教我们吗？”课后孩子拿着周老师精心准备的礼物——岳阳楼区花板桥学校高年级学生制作的绿色阅读书签，围在身边久久不愿离开。
“《卖火柴的女儿》是我有一次出国旅行，路上在格拉司丁堡停留了几天的时候写的”，回忆起那次兴之所至的创作经历，安徒生说道，“当时我接到福林克君一封信，要我照着他信内附来的三张画片之一，替他的历书里作一篇故事。我所挑的一张是一个女孩子拿着许多火柴的画片”（安徒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他绝不会料想到，这篇在行色匆遽中灵光乍现、挥笔立就，与一般童话判然有别的小故事，时隔约半个世纪之后，居然会在遥远的中国大受推崇，相继出现过数十种译本，并被选入各类教材和读本，由此还衍生出不少形式各异的文艺作品，吸引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探寻其魅力之所在；而与此同时，受到中西文化差异、社会环境迁变、意识形态递嬗等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其创作主旨又无端招致诸多或有意或无意的漠视、误读乃至斥责、批判。
一、首译的问世与风行
周译本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有一段很容易被今人忽略，在现代汉语史上却相当耐人寻味的小波折。汉语中用作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原本只有“他”“其”“伊”“彼”等，并不能据此直接区分男女性别的差异。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周作人为此曾与友人刘半农往还商讨，在翻译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说《改革》（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时，他在译者题记中就议及此事，“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然而这个凭空生造的“她”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经过再三斟酌，周作人决定仿效日语中“彼女”的造词法，“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最初发表译作《卖火柴的女儿》时，他也沿用了这一方法，故事中凡是用来指称小女孩的地方，一概使用“他”字后附加小字“女”的方式以示区别。对周作人这样别出机杼的大胆创新，很快有人提出反对和质疑。胡适在翻译莫泊桑的小说《弑父之儿》（连载于1919年1月26日、2月2日《每周评论》，署名“适”）时，于文末附注内明确提出，“我不赞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故本篇不曾用这法子”。钱玄同更是直言不讳地批驳这一权宜之计“有些‘不词’”，“还是读‘他’一个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周作人在回应时也坦承，“非但有些不词，实际上背了用代名词的本意了”（钱、周两人所言俱见《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卷入了这场论争，有人觉得男女不妨统用“他”字，另有人主张推广使用“她”字，还有人建议改以“伊”字来指称女性。在最初的两三年间，“又基本以主张‘伊’字的人略占上风”（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第四章《“她”字存废的论争与“她”、“伊”二字的竞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周译《卖火柴的女儿》刊登之后不久便受到许多关注，先后被《时事新报》（1919年3月21日）和《广益杂志》（第30期，1922年）转载过，只是前者将原译文中的“他女”统一修改成“他”，后者又将其全部替换为“伊”。另有一篇译者署名为“悟生”的《卖火柴的女儿》（载1922年11月22日《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41期），其实不过是掩人耳目，完全将周译本攘为己有，但全篇又都以“她”来指称小女孩，倒是颇有些先见之明。至于周作人自己，对这篇译作无疑也非常满意，相继将其收入《点滴》（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和《空大鼓》（开明书店，1928年）这两部个人译文集，却又不动声色地将原先使用的“他女”字都改成了“伊”字。这两本书也收入了斯特林堡的那篇《改革》，周作人对译文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并径直删去了开篇那段讨论女性代词用法的题记，显然已经毅然舍弃了原先的主张。
1923年颁布实施了由叶圣陶负责起草的《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收入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附录的《略读书目举例》另由胡适拟定，其中就列有周作人辑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书中收录的这篇《卖火柴的女儿》，因为小主人公与学生年龄相仿，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此后各类教材编纂者青睐的对象。就在这一年6月，由顾颉刚、范祥善、叶圣陶编辑，胡适、王云五、朱经农校订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率先选录了这篇童话。此后约二十年间，陆续又有朱剑芒编《初级中学教科书初中国文》（世界书局，1929年）、赵景深编《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北新书局，1930年）、周予同等编《新学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商务印书馆，1932年）、姜亮夫等编《初级中学北新文选》（北新书局，1932年）、石泉编《初中师范教科书初中国文》（文化学社，1932年）、罗根泽等编《初中国文选本》（立达书局，1933年）、贾英编《少年文选》（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胡杰编《作文法讲话》（艺文书店，1943年）等二三十种教材和读本，不约而同都将其作为范文。早年从学于周作人的陈介白在选录该篇之余，更是特意邀请周氏为其所编《初中国文教本》（贝满女子中学校，1936年）题写书名以作招徕。
二、从转译到直译
不过通观早期的各种白话译本，整体质量依然良莠不齐，并不尽如人意。有些译本存在明显的错谬疏漏，缺乏精益求精的推敲琢磨。例如周作人的译文在开篇时说小女孩“光着头”，本来就已经容易滋生歧义，而到了陆士豪的译本中，居然称小女孩是“秃头的”，可是后文明明又提到“雪花飞到她卷在颈项边的麻色头发上”，浑然不觉叙述时的上下抵牾。张家凤译《卖火柴的小女儿》（收入《安徒生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40年）讲到小男孩拿走小女孩丢失的一只鞋子，“他说这可以当作玩偶的摇篮用的”，根本没有认真推想，四处游荡的穷苦儿童哪会有什么玩偶？靖宇译《卖火柴的小女孩》（连载于1934年12月8日、15日《津中周刊》第112、113号）则莫名其妙地把这个小男孩变成了“一群小孩子”，还嚷嚷着“当他们将来自己有了小孩时，足够做摇篮用的啊”，不知道到时候这一只鞋子究竟该如何分配？蒋世焘译《卖火柴的小女孩》（载《磐石杂志》第1卷第1期，1932年）提到逝去的老祖母在小女孩的幻觉中突然现身，“清楚而光润，好像一个鬼”；与之相似的还有佩纶译《卖火柴的女孩》（载《章江潮》第2卷第1期，1937年），说老祖母出现时“光耀像个妖精”，都没有根据特殊的语境选择贴切的词汇，显得格外突兀诡异，令人啼笑皆非。非龙译《卖火柴的女孩》（载1942年6月15日《公教白话报》），更是无中生有地说小女孩弄丢了鞋子后饥寒难耐，“迫得她憻慄不稳，不得不倒在地上爬行”，以致进退失据，与下文所说“她不再往前走了”，“两只已经失了感觉的小腿一蹲”，“靠着屋墙坐在雪泥的地上了”云云自相矛盾。
有些译本则随意删减原作内容，不经意间抹杀了作者在其中蕴含的巧思和深意。如龙一铭译《卖火柴的女孩》（载《小主人》第4卷第22、23期合刊，1940年）只说小女孩过马路时“鞋都失掉了，一只也找不到”，省略了路过的小男孩顺手牵羊拿走其中一只鞋子的小插曲。大概是嫌其旁逸斜出而无关宏旨，可惜原著活泼生动的意趣却由此减损了许多。《儿童世界》编者所译《卖火柴的女孩》（载《儿童世界》第23卷第1期，1929年），在结尾处提到“她僵硬冰冷地坐着，怀中藏着几束火柴，其中一束已经烧过了”便戛然而止，全然不顾作者最后还郑重其事提到，旁观者并不知晓小女孩昨晚见过各种美景，而且已经跟随祖母升入天堂去享受新年的欢乐。范泉译《卖火柴的女儿》（收入《安徒生童话集》，永祥印书馆，1949年）在讲到小女孩向幻觉中的圣诞树“快乐得伸出了两只手”时，直接把原作里圣诞树上的烛光化作星星，其中一颗从天上划落，于是女孩感慨又有人将要死去等大段内容全部删去。他在编译安徒生童话时说，“为了要切合国内的小读者，曾将原著略加增删”，其中就包括“《卖火柴的女儿》等篇里的鬼神的部分”。他还相当自信地宣称，“这在小读者看来，一定是更会容易接受，而且是不致产生不良的效果吧”（见该书《附记》）。这或许正道出了很多译者在删改原作时的心声，然而如此越俎代庖，恐怕反而损害、曲解了安徒生的本意，无形中会对读者产生不少误导。
稍事比较早期的不同译本，还会发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而又忍俊不禁的问题。以小女孩第二次划亮火柴时眼前所闪现的幻象为例，各位译者就莫衷一是，周作人的译文作“烧鹅肚里满装着苹果干枣”，郭敏学译《卖火柴的小女孩》（载《橄榄月刊》第12、13期合刊，1931年）作“一只烧鹅，用苹果和梅子喂养的”，蒋世焘译《卖火柴的小女孩》作“一个薰鹅，填着苹果和酸梅”，天水译《卖火柴的小女儿》作“一只熏鹅，李子和苹果做馅心，填在肚皮里”，非龙译《卖火柴的女孩》作“有一盘一盘的热烤鸭，一碟碟的鲜红苹果，和许多乌黑的梅子”，友译《小的卖火柴的女孩》（载《朝阳》1949年第5期）作“一个热气腾腾的烤鹅，鹅肚内塞满了苹果，和干的梅子、葡萄干等”。小女孩看到的究竟是烧鹅、薰鹅还是烤鸭，名目纷繁的水果和干果到底是馅料、饲料还是另行装盘的食物，着实让眼花缭乱的读者有些无所适从。
各家译文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弊病，除了受到译者个人学识、素养、态度等影响（有些译者应该还只是在读的中学生），与他们当时都未能直接依据丹麦语原本而只能凭借英语、日语等各类转译本也大有关系。甚至直到五十年代后，有些课本在替换译文时，也只是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几种英译本翻译”（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语文》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61年）。经过数度辗转，自然难以准确呈现作品的原貌。鲁迅在《论重译》（收入《花边文学》，联华书局，1936年）中早就讨论过重译——即根据其他语种译本进行转译——的话题，感叹“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甚至“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也无从看见了”，所以对此并不求全责备。不过他对通晓丹麦语等小语种的译者仍然满怀期待，认为“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晚清民国之际安徒生的部分作品开始被逐渐译为汉语，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总算盼来精通丹麦语的译者。四十年代长期旅居欧洲的叶君健在自学丹麦语之余开始重温安徒生童话，他发现“过去通过英文或法文所读的那些童话，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于是跃跃欲试，“想把这些作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安徒生童话的翻译》，收入周靖编《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他参酌两种英文版和一种丹麦语版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选集：母亲的故事》（平明出版社，1954年），其中就收有新译的《卖火柴的女孩》。没过几年，他又完全依照最新版的丹麦语《安徒生童话故事集》（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49）修订该书译文，将其作为“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改版付梓（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这篇童话的题名也正式改定为《卖火柴的小女孩》。从此叶君健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安徒生作品的译介中，其译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印行流播。此后虽然还有林桦译《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任溶溶译《安徒生童话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石琴娥译《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译林出版社，2005年）等各具特色的译本不断问世，但论影响之深广，恐怕都难以望其项背。
三、从译作到创作
何其芳追忆过少年时代离开私塾，转而在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经历。令他毕生难忘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英文老师，“介绍一本英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作我们的课外读物”，尽管他并没能通读全书，“但是，其中的《小女人鱼》、《丑小鸭》和《卖火柴的女儿》却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提到的尽管是英译本安徒生童话，但想来他对汉译本也绝不会陌生。这些迷人的童话为他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它们引导我更走进了文学。虽然那不是用分行的形式写的，它们却是真正的诗”（《写诗的经过》，收入《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令他声名鹊起的第一部散文集《画梦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又何尝不是借用散文的形式来传达低徊怅惘的诗意呢？恰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另外雕琢出一些短短的散文，我觉得那种不分行的抒写更适宜表达我的郁结与颓丧”（《梦中道路》，收入《刻意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画梦录》里有一篇《魔术草》，谈到自己从幼年起就沉浸在“幻想的天地”之中，“许久来我悲哀得很神秘，仿佛徘徊在自己的门外，像失掉了乐园的人，有时真愿去当一个卖火柴的孩子，在寒夜里，在墙外，划一小朵金色的火花像打开一扇窗子，也许可以窥见幸福的眩耀吧”。小女孩在绝望无助时依旧无比虔诚地祈盼着奇迹的发生，这一幕势必深深打动过从小就深陷孤独寂寞的何其芳，因而才信手拈来，将童话中最奇妙的那一瞬间剪裁进自己的作品。
“七月诗派”的代表之一曾卓最初对写作萌生兴趣，也和安徒生童话颇有渊源。他在小学时遇到过一位语文老师，向他们推荐了不少课外读物，“如鲁迅的《故乡》、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都德的《最后一课》等，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子，看到了美丽的文艺园地，而且扩大了对生活的认识。那些抒情性很强的作品感染着我，使我初初体验到艺术的魅力”（《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载《诗探索》2001年第1-2辑）。在读完安徒生的这篇童话后，“我们为那个在落着大雪的除夕，蜷缩在高楼的墙角，用火柴的微光温暖自己、照亮自己的梦、终于冻死的小女孩流了泪，从这里认识了人生的一角”（《第一课与第一步》，收入《让火燃着》，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受到这篇童话的启发，他后来写过一首《除夕》（收入《门》，诗文学社，1944年），为家国沦亡发出过苦痛屈辱的呼喊。诗中悲愤地拷问道：“披着黑色的愁苦的外衣/受难的国度与受难的人民/属于他们自己底狂欢夜/安排在时间无穷线上的哪一端呢？”随即激切地回应说：“不是今日，该也不是昨日的：/那时候还有在大雪中/穿着单薄的破衣/紫色的赤脚徘徊在街头积雪中的/卖火柴的女儿，在火柴的微光中做梦/新年的阳光铺在她的身上时/她有着含笑的嘴角与红颊的脸上/明亮的眼睛不再睁开……”幼年时还稍显朦胧浮泛的感受，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霎时变得清晰真切起来。这首诗尽管读来还相当稚拙——曾卓后来将其另编入《悬崖边的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时，就做过不少修订——可其中寄寓的沉痛哀婉无疑是发自肺腑的。
苏苏（钟望阳）的童话《雪人》（载《无名文艺》月刊第一期，1933年）讲述了一个小乞丐在沦落街头时的悲惨遭遇：因为父母双亡，又被送出教养院，衣食无着的他到处受到欺凌。在除夕当天，他无意中误入一座富人的公馆，被发现后遭到毒打，尽管得到同龄的富人之女的同情怜悯，最终还是在雪夜里活活冻死。作品在刊登之初就得到刊物主编叶紫的盛赞，“说是十几年来所少见的”（苏苏《忆叶紫》，载1939年12月20日《上海周报》）。作者随即将作品呈送给一直关心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后者在日记中写有“午后得白兮信并《无名文艺》月刊一本”（《鲁迅日记》1933年6月5日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按：“白兮”即钟望阳的另一笔名），并在回信时表示“很赞同我们的《无名文艺》”（白兮《心中的碑铭》，载《鲁迅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覆按这篇小说的情节铺陈，其实有许多地方都借鉴了安徒生。比如提到小乞丐闻到从别人家里飘出阵阵肉香，“他看着后门呆立着，忽然那厚厚的门儿变作透明起来了：一盆一盆热气腾腾的美味的肴馔，显在他的面前，他只要一举起手来，便可以尝到那味儿了。但他一提起手来，刚要来拿的时候，他的手触到门上，那里有什么肴馔？”就邯郸学步式地仿照了童话里小女孩在幻觉中看见烧鹅的片段。最后说起冻死的小乞丐在次日清晨成了一个雪人，“在常人看起来，说他定是冻死的，但他自己却不然，他是去打平世界的”。尽管为了迎合时代的需求，把作品主旨改换成了“打平世界，使世界没有穷，没有人欺负人的人”，然而摹拟仿效的痕迹还是一目了然。
包蕾的六幕儿童剧《雪夜梦》（少年出版社，1946年）最初编写于上海沦陷时期，“以宣传抗战从书店中抄去”（包蕾《我谈儿童剧》，载1947年4月4日《联合晚报》）。等到抗战胜利后，他又做了一番加工润色，添入了“庆祝大胜的游行大队”“雄壮地唱着《胜利进行曲》”（第六幕《寄到上海去的信》）等情节。据作者自述，这部剧作“是受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影响而写成的”（宋国梵编《包蕾作品精选》附《作家传略》，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全剧讲述流浪儿蒂蒂和蓓蓓“在寒风中颤慄着，互相紧挨着，蜷伏在墙之一隅”（序幕《雪夜梦》），凭借仅剩的三根火柴取暖，尔后姐弟俩一起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很有趣很有趣的梦”（尾声《银色的清晨》），其构思确实承袭自安徒生。剧中还特别提到有孩子在生日聚会上讲故事，内容就是“今天在学校里，读到的一课书里面的故事吧！题目叫做‘卖火柴的女儿’”（第二幕《奶油蛋糕的晚上》），藉此细节向童话大师致敬。不过中间六幕剧情均为姐弟俩的梦境，逐一交代他们家破人亡的凄惨身世、手足离散的不幸遭遇、家人重聚的意外惊喜，乃至最终奔赴抗战根据地，参加儿童服务队等曲折经历，虚实交融，亦真亦幻，内容较安徒生原作要丰富许多。作者困居孤岛，目睹种种怪相，时常借剧中人物之口予以辛辣的讽刺抨击。比如蒂蒂曾被一对富商夫妇收养，朝夕相处的生活让她看穿了养父的冷酷投机，“我知道了上海是怎样的地方，住着些怎样的人：有许多人靠着大家的苦难来发财，有许多人在路上饿死，这里有许多失去家乡，没有人管的孩子，也有着每天吃牛奶的狗和猫”（第四幕《小窗里进来的客人》）。不过作者最终依然坚信，“一个新的世界将要造起来了”（第五幕《街头音乐会》），所以并没有因循旧轨让姐弟俩在雪夜中冻毙，而是安排他们在梦醒之后迎来渴盼已久的“大胜利的好消息”，并带领众人齐声高唱“过了冷静的深夜，有着光明的黎明。过了冷酷的冬天，和暖的春天来临。光明的黎明，伴着春天来临。我们迎着春日的朝阳，向着光明前进！”（尾声《银色的清晨》）全剧至此方才缓缓落幕。
直接将这篇童话改编为剧本，并在舞台上搬演的也不乏其例。黄宗英在《我被叶君健吓着了》（收入《平安家书》，东方出版社，2000年）里提到自己年轻时曾通过广播和舞台，播讲、表演过《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先是在孤岛时期苏联广播电台的昆仑星期晚会上播讲‘卖火柴的小女孩’；1947年冬，我又在舞台上叙读演饰‘卖火柴的小女孩’”。尤其是那次舞台表演，更是让她记忆犹新，“当大幕在掌声中第三次升起，我想译者叶君健能参加谢幕就好了。我想不出译者什么样儿，也不知他在哪儿……”。有关电台播讲的情况，不免有些语焉不详。确切时间应该是在1949年3月6日，因为在一周后就有王册的《听昆仑晚会》（载1949年3月12日《申报》）评论过这次演播，说起“六日晚七时至九时半许，昆仑影片公司一部分主要演员如蓝马、黄晨、吴茵、黄宗英、上官云珠等诸人，假中华自由电台，举行了第二次昆仑晚会”，并称赞道“全部节目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评论者还逐一品评了各档节目，值得注意的是说起“独幕剧一共有三个：《卖火柴的女儿》、《有事化无》和《求仙记》，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冷隽的刻划”。据此可知黄宗英当天播讲的并非安徒生原著，而是据此改编的剧本。至于那次舞台表演，她晚年在《命运断想》（载《良友》第12辑，文汇出版社，2012年）中还有愈加生动细致的记录，但又说此事发生在“1948年，上海戏剧学院校庆纪念大会邀请赵丹和我参加演出”。由于时隔久远，记忆模糊，她两次提到的时间并不一致。据易窕《卖火柴的女儿》（载1947年11月11日《和平日报》）说，“在戏校的小舞台上看到黄宗英的‘故事表演’：《卖火柴的女儿》”，并为她精湛感人的演技击节称赏，则这次演出当发生在1947年冬，其实比电台播讲还要早。黄宗英回忆起当天登台时，“我赤着脚走上台，走在飘着雪花的寒冷的冬夜里，为避风，走向墙边，一直哆嗦地读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命运断想》）。所谓“作品原文”必定是根据童话铺展演绎而成的剧本，毕竟原著情节过于简单，人物语言寥寥无几，更没有任何舞台说明，根本无法在舞台表演中直接照搬。而从时间上推断，更绝不可能依照五十年代中后期才问世的叶君健译本。实际上黄宗英对此早有自嘲式的声明，“本人记忆如果与叶君健创作年表不符，无关国计民生”（《我被叶君健吓着了》）。不过这也歪打正着，足以说明叶译本后来居上，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先前的各家译本以及据此改编的相关作品，否则也不会令当事人出现这样的记忆错觉。
五十年代中后期，叶君健相继编选了两部不同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一部《安徒生童话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又陆续修订完成十六册《安徒生童话全集》（新文艺出版社，1957-1958年）。然而在随后整整二十年间，这些作品却突然销声匿迹，直至1978年才得以重见天日。而就在这一年，一部根据童话改编的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编剧张敦意，作曲黄安伦，编导邬福康、林莲蓉、黄伯虹，舞美设计郑捷克）也由北京舞蹈学院编排上演。为了使剧作内容更充实，人物形象更丰满，主创人员根据舞台表演的需要做了许多修改增饰。比如在首尾两个场次中增加了一位点灯老人，将小女孩幻想中的祖母改换为妈妈，甚至移花接木，将安徒生另一篇童话《红鞋》中的红舞鞋拿来，作为妈妈送给小女孩的圣诞礼物，让她穿上以后翩翩起舞。两位编导邬福康和黄伯虹总结过编舞时的不少心得，为了让小女孩的三次幻觉富于变化，他们“设计了拟人化的温暖女孩身心的火焰姑娘的舞蹈形象，亲切的、端着烤鹅托盘的小侍者与小女孩的四人Adagio，与善良、慈爱的、给她送来节日礼物的母亲的抒情双人舞和欢快、灵巧的‘红鞋舞’变奏等多色彩的舞蹈手法”（《学习芭蕾舞剧创作的一次实践——谈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收入文化部艺术局、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编《舞蹈舞剧创作经验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原本需要借助文字去想象的场景，顿时绚丽多姿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叶君健在看完演出后也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芭蕾舞完全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同时又表达了原作者当时所希望表达的而由于时代局限所未能表达的东西”（《芭蕾舞〈卖火柴的小女孩〉》，收入《叶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由于这是“第一个打破‘十年动乱’的禁忌，由世界文学名著改编为中国芭蕾舞剧”的作品（吴晓邦、游惠海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舞蹈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具有特殊的意味，在中国当代舞蹈史上也就成了一部历演不衰的经典之作。
四、纷歧的评论与隔膜的解读
自诩为“中国的安党”（《随感录（二四）》）的周作人，早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载《叒社丛刊》第一期，1913年）中就摘译过波亚然《北欧文学评论》中的片段，推许安徒生“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在将《卖火柴的女儿》收入《点滴》和《空大鼓》这两部译作集时，他对原先的译者附识做过不少修订，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段评语移植过来，称赞“他用了孩子的眼光，观察事物，写出极自然的童话；一面却用诗人的笔去记述，所以又成了文学上的作品。他之所以为古今无双的童话作家，便只是这缘故”。足见他对这一评价非常认同，而这篇童话更是无可争辩地成了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安徒生代表作。译者附识中还指出这篇作品“又与平常的童话略略不同，所以别有一种特色”，堪称“近世文学中描写冻死的名篇”，其着眼点与他当时尤为注重能够彰显人道主义的平民文学密切相关，透露出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
周译本在早期最为风行，这些意见也就随之深入人心。施落英编选北欧小说选集《爱情的面包》（史特林堡等著，胡适等译，启明书局，1941年），在书前《小引》里说，“全世界儿童爱戴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是人所周知的伟大诗人。本书中所选的《卖火柴的女儿》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由此文就可窥见作者心情的天真和爱人类的伟大同情”；尔后又在所收录的周译本前插入编选者另拟的《安徒生小传》，指出“他以天真的心情，诗人的笔调，来写童话，所以有很大的成功”，不言而喻都沿袭了周氏的论旨。朱剑芒、陈霭麓编著的《初中国文指导书》第三册（世界书局，1932年），在解读这篇童话时认为，“雪中卖火柴的女儿，竟没有人怜惜她，这就是社会上一种黑暗的现象”；朱剑芒另行编选的《初中新国文》第三册（世界书局1937年）根据内容主题分类编排，将周译本归入第十三组“社会上饥寒困苦者的描写”，也同样延续着周氏的思路，从批判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诠解这篇作品的主题。
1925年正逢安徒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精心安排了两期“安徒生号”，刊登了一大批译作、评论和参考资料，迅速推动了安徒生童话的传播和研究。他本人特别欣赏安徒生能够运用“新的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署名“西谛”），其语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织入一切歌声、图画，和鬼脸在文中”，最终融汇成“新颖有趣”的风貌（《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署名“西谛”）。在编纂贯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时，郑振铎在第三十九章《十九世纪的斯坎德那维亚文学》里也为安徒生留出一席之地，推许“安徒生是北欧最重要、最有名的文人之一”，“世界上那一处的孩子，不曾读过他的童话？那一国的文字没有他的童话的几部译本？”令他心驰神往的仍是安徒生“真朴而杰出”的语言，“他并不堆砌美字，并不有意的拣着华贵的辞句写下，然他的文字却于平易素淡之中，自有一种精光，自有一种美彩射出，如素洁的玉，如白色的大理石像，不必假大红大绿以及碎金细银，而自足动人”。他在书中还单独辟出一整页，精心挑选了一幅苏格兰插画家Anne Anderson绘制的《卖火柴的女儿》作为插图，并在图下所配的说明中称，“《卖火柴的女儿》是他童话中的杰作。写一个穷苦的卖火柴的女儿在将冻死于道旁时所见的种种幻象；文笔静穆柔和，而其中乃蕴藏着至深至厚的悲悯”。比起周作人所标举的“辞句简易如小儿言”（《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这些感性而细腻的体悟更能具体揭示安徒生童话浑朴醇美的特质。
有儿童文学创作、翻译和评论多重经验的李长之曾因为“对于儿童的关切”，而令周作人“印象最深”，“最有同感”（《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载1934年12月8日《大公报》，署名“知堂”）。他在编著《北欧文学》（商务印书馆，1944年）时设有独立的章节介绍过安徒生，推崇其作品“又不止是年幼无邪的儿童的恩物而已，就是已经失去了童幼的成人也读了爱不忍释”（见该书第二章《丹麦文学》第七节《代表岛屿地带之梦幻的敏感的大童话家安徒生》），倾倒之情溢于言表。在《童话论》（收入《批评精神》，南方印书局，1943年）一文中，他详细阐述了童话中的情绪表达“往往是起伏而往复的”，犹如诗歌具有节奏和韵脚。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三部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为例，代表“艺术童话”的《卖火柴的女儿》也在其列。他指出故事中的小女孩数次擦亮火柴，就是遵从了“往复和起伏”的规律，“火柴一明一灭，都给小女孩点幸福，幸福马上却消失了，但是最后才是真的永久的幸福”。读者随着这种节奏时忧时喜，可以体验到出乎意料的别样趣味。而童话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特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儿童的天性本来就接近诗，所以“从根本上欢迎重复的韵脚似的叙述的，在他们的创造的探险的心上，是最爱接受起伏的调子的，可以振起他们灵敏的喜悦和恐怖之同情”。他围绕这篇童话的叙事结构及其功能、成因所做的探讨尽管还不够谨严细密，但确实能给读者带来不少启迪和思考。
周作人在《安徒生的四篇童话》（载《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五期，1936年，署名“知堂”）里说起安徒生在西方文学史上也遭受过许多有失公允的指控，“但是，那些批评在中国倒是不会被嫌憎的，因为正宗派在中国始终是占着势力”。他为此忧心忡忡地说道，“安徒生在西洋的命运将来不知如何，若在中国之不大能站得住脚盖可知矣”。随着时移势易，倒真是被他不幸言中，安徒生童话——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内——确实招致了许多非议。正像一位读者观察到的那样，“人们见着它，开始摇起头来，更有人说它只有‘艺术’的美色和香味，却没有实际的教育效益；甚至有人说它的色香会毒害一般年轻的游客”（铮《安徒生童话的教育价值》，载1936年9月16日《申报》）。让人尤为愕然惊诧的是，有些苛责居然来自原先的部分倾慕者。
在刻画小女孩悲惨遭遇之余，安徒生又为她铺排设置了各种美妙的幻象。在许多中国读者心里，这篇童话的主旨就在于暴露黑暗、反映现实，因而对此格外不能容忍。许钦文就批评说，“这只于无可奈何中给死者戴上个花圈，聊以自解自慰，所谓精神胜利，并不是好的办法；我们现在需要实实在在能够使得灵肉一致的平等方法了！”对最为赵景深击节欣赏的“自我安慰”完全嗤之以鼻。朱剑芒等人也提示道，这篇童话的要旨是表现“饥寒交迫的小女儿，虽至冻死而绝无人怜悯”，“至于小女儿临死前所见的种种幻象，那更显然是理想的描写，而绝无这个事实的”（朱剑芒、陈霭麓编著《初中国文指导书》第三册），读者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星认为安徒生“在取材上偏重于美的幻梦的空构”，虽然是为了用真、善、美的事物来替孩子们塑造“友爱、和平、自由的人生观”，可是等他们日后踏入社会，幼年美好的幻梦就会被“击得粉碎”，失落怀疑之下必然“会咒骂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儿童文学的题材》，载《现代父母》第三卷第二期，1935年）。狄福（徐调孚）更是厉声斥责安徒生童话不过是“逃避了现实”的“麻醉品”，“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握住过现实，从未把与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丹麦童话家安徒生》，载《文学》第四卷第一号，1935年）。让人简直难以置信，仅仅数年之前他还在满怀激情地称颂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其童话创作是“近代的不朽的名著”（《近代名著百种》七《童话全集》，载《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六号，1927年）。面对时局动荡、人事浮沉的残酷现实，终于令许多人对充满幻想的安徒生童话渐渐产生了倦怠乃至拒斥。
童话中描写小女孩憧憬着坐在圣诞树下，最终又让她跟随祖母升入天堂。诸如此类展现宗教情怀的内容在安徒生的作品里并不鲜见，范泉已经嫌其透露出“不切中国国情的宗教色彩”（《安徒生童话集·附记》），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更是不可宽宥地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揭露西方世界的腐朽没落，语文课本里偶尔还会收录这篇童话，却要防微杜渐地告诫学生，圣诞节只是“纪念虚构的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语文》第一册），以防涉世未深的孩子误入歧途。金近也察觉到“安徒生的童话宗教气味很浓厚”，甚至还有不少“抑郁的、消极的成份”，这当然不符合“应该表现出乐观、开朗的思想感情”的新时代要求（《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收入《童话创作及其它》，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他还以本篇为例，强调在安徒生生活的时代因为科学尚未昌明，才导致“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都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因此不能简单地视其为“向小孩子宣传宗教”。当然，在给孩子们读这些童话之前，“先要做一番选择和指导的工作”。而他对这篇童话的指导意见是，“安徒生写《卖火柴的女孩》并不是为了宣传人死了可以进天堂，他是为了着重写一个可怜的小女孩的遭遇”（《童话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收入《童话创作及其他》）。在批评的同时还不无回护之意，然而这些煞费苦心的说辞恐怕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吴调公尽管也肯定《卖火柴的女孩》“表现了人民摆脱悲惨命运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有崇高理想的”，可在例行公事后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由于这理想和‘上帝’混和在一起，因之，小女孩憧憬的——实际也是作者所憧憬的那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就必然是缥缈的、不能实现的境界，而不可能是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这无疑应该归咎于安徒生“受到历史的、阶级的限制而不能反映出高度的真实”（《关于文学的人民性的几个问题》，收入《论文学的真实性和党性》，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这样的作品缺乏“人民性”自然是无可置辩的。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三十九章所配插图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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